张杰：以“文脉场域”传承城市历史文化

发布时间：2026-05-07编辑：创始人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关乎文明赓续，关乎文化自信。在2025年12月9日召开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座谈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同志、行业专家及媒体记者，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就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风貌风格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现代城市文明开展了交流并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本报开设“城市建筑文化大家观点”栏目，发表业内院士、大师围绕座谈主题提出的观点，敬请关注。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将文化保护列为“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的关键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由此确立了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在更新中延续文脉的指导思想，并指明了从“点状保护”到“系统传承”的清晰方向，即保护对象从单一的文物古迹扩展到街巷街区、城镇格局，乃至自然景观、人文环境等构成的有机整体，以及建立从调查评估、规划管控、修缮改造到日常巡查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从全球范围看，遗产保护已走过从单体保护迈向整体文脉保护与融合发展之路。一系列国际共识清晰地勾勒出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完整性、活态性”三大原则。我国城市遗产保护源于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先生对北京古城保护的系列论述与设想，从1960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到1982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的建立，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城市保护体系。然而，受条块分割、专业割裂等因素影响，我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仍存在诸多短板。价值取向上“重古代、轻现代，重精英、轻民间”；保护模式上“孤岛化”突出，老建筑（群）的保护常与山水格局、街巷肌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整体环境脱节。在较大范围的保护控制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脉络串联及物质-非物质的有机联系。工程层面则陷入“一保就死”的误区，所谓活化往往沦为“布景化”的假古董。如何将国际共识与本土实践创新融合，已成为城市保护领域的重大理论课题。为此，结合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我们提出“文脉场域”保护理论，以及“点状修缮、结构织补、网络修复、整体提质”的多尺度“留、改、拆、建”技术体系。

构建“文脉场域”关联保护理论

“真实—完整—活态”传承文化遗产

以“文脉场域”建设遗产网络，塑造城市风貌。“文脉场域”指遗产本体与其环境在演进中形成的、具有历史与文化意义的有机整体及动态关系。它依托基础价值、衍生价值、活态利用、支撑条件等多层次评估体系，融合显性要素（自然地理基底、人工建成环境等物质空间实体）与隐性要素（历史演进、功能技术、社会运行、象征意义等非物质层面），通过意义关联将碎片化要素结构化为整体可感知的风貌意象。因此，“文脉场域”既是构建我国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网络保护的基础，也是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灵魂。

践行“真实—完整—活态”原则，推动保护与更新相结合，带动城市发展。“文脉场域”包含两大类组成部分。一是相对稳定、需要保护或轻调适的部分（如历史格局、标志性建筑、视廊等）；二是可依据规则渐进改变的部分（如部分功能业态、基础设施、一般建筑和公共空间等）。在操作中，应兼顾形式、材料、用途、传统、环境、历史层积及精神感受等多维真实性要素，通过价值体系的结构化，建构结构体系连贯、功能延续合理、环境背景协调的完整空间载体，实现从“单一遗产”向“系统生态”保护的转变。同时，要尊重遗产在历史中不断演变的特性，在守护核心价值的前提下，赋予这一空间载体以可持续的现代功能，突破冻结式保护模式，走向活态传承。

整合协同规划设计关键环节

实现从宏观管控到微观落地的

完整闭环

当前，历史文化名城与街区的保护规划编制的技术成果，在精度方面难以满足既有建筑修缮改造设计的工程需要。规划阶段的价值评估，“修缮、改善、整治、拆除”分类建议及风貌管控等要求，因缺乏微观层面的诊断与评估，难以转化为设计层面可操作的技术指引和依据，导致修缮、改造与活化设计容易偏离保护初衷。此外，保护类建筑的现状评估结论，若经数年仍未采取相应措施，其状况可能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原有的保护控制失去前提条件。未来亟待在知识、管理、技术三个层面建立覆盖保护全过程的统筹机制。

为此，应探索多尺度嵌套联动的设计控制方法和流程。在宏观（城市）尺度，聚焦格局、肌理、风貌、高度、视廊、街巷开放空间及功能业态等要素，提出修缮、改造、新建与综合活化的管控原则。在微观（建筑）尺度，深入分析建筑的空间形式、结构与围护体系、材料及构造工艺等，针对每一单体采取修缮与改造技术措施，并适应功能需求引入新空间、新材料、新做法。

关键环节是要优化中观（街区）尺度的设计。于此向上要承接宏观要求，将定性的保护原则细化为可量化控制的指标，强化城市设计导则，补全价值传导要素，重点是综合网络结构的织补与完善。向下要能够指导微观层面的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要设定“控制底线”，对每一栋建筑的设计成果提出严格约束，涵盖材料工艺、内部重组、设施加建、安全提升及活化利用等方面。同时，建立相应的审批通道，将专家论证与备案相结合。中观（街区）的规划设计不应再是静态、终极、刚性的管控，而应成为“上下衔接、分类适应、动态迭代”的技术治理工具。

历史文化遗产并非孤立的点状遗存，而是由文脉串联而成的有机整体。“文脉场域”理论将保护视野从单体拓展至关联网络，协同留、改、拆、建的多尺度设计机制，打通了从管控到落地的闭环。唯有理论认知与操作范式的同步升级，方能在动态变化中实现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创新发展。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聘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