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民：优化与创新，新时期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系统性路径

发布时间：2026-05-07编辑：创始人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关乎文明赓续，关乎文化自信。在2025年12月9日召开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座谈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同志、行业专家及媒体记者，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就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风貌风格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现代城市文明开展了交流并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本报开设“城市建筑文化大家观点”栏目，发表业内院士、大师围绕座谈主题提出的观点，敬请关注。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我国城市发展已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提质增效”，正式步入以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这一转型不仅标志着城市发展范式的根本性变革，更要求城乡规划在战略层面更新认识、在实践路径上重新梳理目标、方法与工具，寻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联动。

转型背景：城市发展逻辑重构与历史文化保护的时代命题

当前，更新转型期的城市建设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区域发展阶段不同步、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内部空间错配等问题交织叠加。在此背景下，亟待将城市视为需要营建、更新、治理的具有全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探索建设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创新，以增强城乡历史文化单元的整体性、适应性与实施效能。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在这一转型中占据核心位置。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理念的提出，本质上是对城市发展逻辑的重新构建——城市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单一容器，而是承载集体记忆、维系文化认同、彰显文明特质的空间载体。如何在存量更新中守护文化根脉，在现代营建中传承中华基因，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

优化历史空间格局：系统构建中华文化传承的空间载体

城市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已成为新时代城市工作的重要前提。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这要求我们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中，摒弃过去“大拆大建”“拆真建假”的粗放模式，转而以系统思维优化历史空间格局。

空间结构优化的整体性原则

历史空间格局的优化不应仅被理解为保护范围的划定与建筑高度的控制，它更深层地关乎历史肌理的有机延续、传统街巷尺度的保存以及文化场所精神的系统营造。在新时代背景下，格局优化意味着要打破“功能孤岛式”的文物保护思维，推动历史建筑与传统街区与居住、商业、文化、旅游等多种功能的复合与融合；要因地制宜地引导人口与功能适度回流历史城区，缓解空心化问题；同时系统构建传统风貌协调区、文化景观廊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这种以“空间为载体、肌理为媒介、文化为核心”的优化方式，是实现历史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型的关键支点。

当前城市更新实践中，“就地块论地块”的碎片化倾向依然突出，导致历史文脉断裂、空间肌理破碎。建议确立“整体空间结构优化”的优先原则：在更新单元划定中，突破行政边界与产权壁垒，以历史城区、传统风貌片区为整体单元进行统筹设计；在功能布局中，注重历史空间网络与现代城市系统的耦合，使保护区域真正成为城市功能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被隔离的“文化孤岛”。

功能布局的现代性适配

历史文化保护绝非对过往生活方式的复刻，而应积极回应现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与需求变迁。建议在更新设计中建立“传统空间原型—现代功能转译”的映射机制：传统街巷空间可适配为慢行交通网络与社区公共服务走廊；历史建筑内部可植入符合当代标准的文化展示、创意办公、品质居住等功能；传统公共空间可转化为承载当代社会交往的复合型场所。通过功能现代性适配，使历史文化空间获得可持续的生命力，实现“旧瓶装新酒”的创造性转化。

集约高效的风貌管控理念要求设计方法上的创新。例如，构建“高度—体量—色彩—材料”四维风貌管控体系，将传统建筑元素（如坡屋顶、骑楼、院落、天井等）进行现代转译，而非简单复制；推行“小街区、密路网”与传统街巷肌理相融合的街区设计，在满足现代功能需求的同时延续历史尺度感；再如“功能混合用地”“土地集约利用”的设计逻辑，在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中通过功能置换与微改造，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机制创新：空间治理与城市运营的制度重构/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协同与精准服务

在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新战略下，优化历史空间格局、实现风貌协调有序，离不开治理体系的整体提升与统筹协调的持续发力。会议明确提出“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的建议，这意味着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不再只是文物部门的专项工作，而是贯穿规划、建设、运营全过程的系统治理。提升保护传承的效能，需要以更少的资源实现更优的配置，进而达成更高效、更精准的文化服务供给。

同时，会议强调要“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这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模式、丰富治理手段，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区协同、专家支撑的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实现这一转变，既需要打破部门职能壁垒，整合住建、文物、自然资源、文旅等治理资源，通过数字技术、平台机制提升保护传承的系统性与前瞻性，从而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实现结构更优、运行更顺、服务更精准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共同为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指明了方向。新时代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是一种发展阶段使然的历史选择，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空间逻辑与治理策略的系统跃迁。会议提供了清晰的指引：由大拆大建转向微改造与绣花功夫，从静态保存转向活态传承，从部门分治迈向协同共治。未来的城市将是一个以历史文脉赓续为核心灵魂、以风貌协调为时代底色、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空间系统。作为规划建设工作者，我们应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在每一个规划细节、每一栋建筑设计、每一处街区更新中，让中华文化“看得见、读得懂、传得下”，为建设崇德向善、人文荟萃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