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文化遗产保护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6月13日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要求加强系统性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岁月沉淀下的文明瑰宝，既镌刻着城市发展足迹，也承载着人民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存量提质增效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推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传承”列为城市工作的重要任务。如何让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更新有机融合，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考题。

警醒：当前城市更新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保护性破坏”

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本质上并非建设与保护的对立，而是发展理念与治理方式的错位。纵观各地实践，有三类典型误区，亟待纠偏。

造景式更新消解文化内核。部分地方将历史文化保护异化为城市名片式的政绩工程，缺乏对地域文脉的深度挖掘和对历史遗存的敬畏之心。简单照搬标准化仿古城建设模板，搞运动式造古景、批量化建古街。这种“千城一面”的仿古造景，仅有建筑之形、无文化之魂，看似还原了“历史风貌”，实则对历史真实性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碎片化保护割裂历史肌理。城市不是建筑的简单堆砌，是由山水格局、街巷院落、建筑风貌、人文风情交融共生的有机系统。当前，各地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普遍增强，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等遗产的修缮投入持续加大。但部分地方仍停留在“点状保护”层面，只聚焦单体遗产的修复，无视周边街巷肌理、空间尺度、传统风貌的破坏，甚至以“保护文物”为名，对周边传统街区进行大规模拆建，造成“保护一棵树、毁掉一片林”的乱象。这种碎片化保护模式，割裂了历史空间的完整性与文脉传承的连续性，让原本鲜活的历史遗存沦为孤立的“盆景”，失去了真实的文化环境和生命力。

大规模文旅开发破坏城市文脉。文化旅游与商业开发是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重要途径，但绝不能是唯一目标。当前部分地区陷入“流量至上”的误区，将商业开发、文旅打造作为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规模搬迁原有居民、清空本土市井业态，把承载着传统文化与烟火气息的老城老街，改造为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地和“历史主题游乐场”。这种“腾笼换鸟”式的开发，最终只会让老城老街变成没有灵魂的“空壳”。

破局：探索保护与发展协同共生的新范式

面对上述乱象，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遗产不是静止的展品，也不是城市开发的点缀。新时代的城市工作，必须始终把保护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为本，系统整体保护，探索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协同共生的新路径。

第一，坚持保护优先，彰显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保护文化遗产，必须守住真实性这条生命线。一是强化历史文脉研究，精准识别城市文化基因，作为城市发展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导向。二是建立健全“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机制，杜绝因底数不清而导致有保护价值的老城区、老街区、老建筑遭到破坏。三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风貌统一而搞“一刀切”的复古仿古，要保留不同时代的历史痕迹，展现城市发展的延续性。例如，贵州安顺炮台街等老街巷采用“一栋一案、因房施策”的方式，既精心保护修缮明清时期遗留的古建筑，也保留改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传统民居，生动诠释了安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风貌与演进脉络。

第二，坚持整体保护，守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我国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高度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关联性，应当进行系统完整保护。一是严格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整体保护老城传统格局、历史肌理，通过保护修缮、空间修复、功能织补等方式，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融入城市发展整体格局。二是加强理论与方法创新，探索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特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保护理论与技术体系。例如，四川阆中古城完整保护“山—水—城”的历史风貌、地理格局，完整保存了73条井字型街巷、270多座明清式民居院落，实现了古城历史格局和肌理风貌的整体保护。

第三，坚持活态传承，保持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城乡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人”。一是留住原住居民、留存烟火气，杜绝在老城和历史文化街区内大规模强制搬迁居民，要合理控制商业开发比例和有序引导业态布局。二是改善人居环境，通过精细化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住房安全、交通出行、环境卫生等问题，让居民愿意留、留得住、生活得好。三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建立公众参与机制，问需于民、问情于民、问计于民，让老百姓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者、受益者和传承者。例如，江西永新在老城更新中，始终将老百姓的需求放在首位，把市政基础设施改造、人居环境提升作为工作重心，通过“针灸式”微更新，让老城焕发新活力，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的同频共振。